“让正义没有瑕疵” 女法医办案记

浏览:3596   发布时间: 09月25日

37岁的吴瑕是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一名法医、一个4岁女孩的妈妈、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毕业生。对于非正常死亡人员,吴瑕是给他们开最后一张证明的人,也是从尸体上找答案的人。

意外?自戕?他杀?凡有接触,必留痕迹,这是刑事技术的根基。“比如人被捅了数刀,哪一刀是致死的,我们解决的是这个问题。”“没有最终的死因,证据就不完整。”吴瑕没穿警服,也没化妆,头发随意扎在脑后,见生人时不善于展示亲近。

在法医进入现场之前,没有人动尸体。吴瑕刚工作时,去过一个铁道边的现场。那里有很深的绿化带,绿草及膝,平时少有人出没。苍蝇、甲虫,草里已经“出蛆”,而绿化带的深处则是一具尸体…….

出现场回来已是深夜,吴瑕一边吃馒头,一边在投影的大屏幕上展示现场图片。刑科所所长凌巍对那一幕印象深刻,感叹所里来的第一位女同志不一般。

也有一些现场是虚惊一场。万圣节前后有人报告建筑垃圾里有满是血的手臂,法医到场后发现是道具。还有一位醉汉躺在屋里脱光了衣服,气味难闻。亲戚以为他死了,法医到场时据说寿衣都买好了,后来证实是乌龙。

法医大多有过敏性鼻炎,因为尸体产生硫化氢的味道很重,刺激得人哗哗流眼泪。吴瑕曾经手了一起衣柜藏尸案。她和同事多次去现场寻找关键性证据,每次去之前都要做心理建设。案发地在三层,她站在一楼都能闻到味道。

死者和嫌疑人是半路夫妻,从外地来上海租房。出租屋五六平米,有一张床和一个贩卖机大小的柜子,屋外是公共厨房。

死者的儿子发现,母亲与家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只用微信联系,总是挂掉电话或视频。他起了疑,来上海找到房东,锁匠打开房门,发现衣柜完全封死,钉了钉子,贴了胶带。里面除了挂着的女式衣服,有一个编织袋,上面压了很多猫砂。

“我们分析这个女的已经死了半年了。”嫌疑人和死者生活在一个环境里,所有东西都可能留有痕迹,该怎么证明是他干的?民警把屋里的东西一件件取证,寻找线索。

最终找到一卷残余的胶带,新撕的胶带的头还贴在柜子上。连同封柜的胶带,吴瑕和同事通过实验,把它还原成一卷完整的胶带,在上面发现了嫌疑人的痕迹。“这证明,就是他掩藏了尸体。”

吴瑕说,孤证不定案,法医的工作是不断加强证据的效力。

呈现在法医眼前的是事后现场,过去某个时间这里发生了什么,需要现场重建。这是解谜之旅,也是这个职业吸引吴瑕的关键所在。曾经有一位死者腹腔有血,但内脏都是完整的。最终吴瑕在盆腔底下的一根分支动脉上,发现针尖大小的一个口子。“那种我终于找到了感觉,经常会有。”

法医眼里的细节有时能改变案件的走向。有一位死者倒在浴室里,身上有刀口,他的女友说他洗澡时滑了一跤,正好被剪刀戳中,死了。

吴瑕看了尸体,发现不像剪刀伤,如果剪刀张开,不会只有一个伤口,如果是闭起来,伤口的大小不对。在剪刀上也没有发现死者的痕迹。最终女朋友承认是两人吵架,她从厨房拿了把刀误杀了对方,过失致人死亡。

每一次解谜成功都带来欣慰,用吴瑕同学的话来说,“把手里的案子移交出去时,像老父亲送出嫁的女儿一样。”

有了女儿之后,吴瑕的工作离解剖台远了一些。她在实验室做物证检验,还要跟着分析案情,前几天,她收了60多个检材,写了22页的鉴定书。

法医是侦探和科学的结合体。刑科所所长凌巍介绍,杨浦区刑科所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,前身叫技术组,有6人,用得最多的是手电筒和小刷子。1995年,升级为技术室,有10人,到2003年,技术力量逐渐显现,扩增到现在的25个民警。除了常规的物证,还在探索声纹、虹膜等采集。

吴瑕小时候的梦想是当科学家,高中想学医,但觉得临床太苦,“上海大医院有无穷无尽的人”“切活人可比切死人风险高多了”。高考填志愿报了四川大学的法医学,母亲知道后气得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。

她人生中有两个时段以纯粹的学习为乐,一是初中,一是大学。“每节课都大开眼界”。

学医最难之一是病理学。吴瑕读大学时唯一通宵的一次是病理考试前夜,“知识点浩如烟海,随便一章都能出几千个选择题。之前复习觉得自己能拿80分就可以,考试前夜变成70分就够了。”复习到半夜的时候,她想只要及格就行。走入考场,“只要考完就解脱了”。直到拿到卷子扫了一眼,看到会的题目,才有“天亮了那种感觉”。

解剖课上,老师指着“大体老师”说,“你们为什么嫌弃他,觉得他脏吗?他在福尔马林里泡了那么久,比你们干净多了,他连细菌都没有。”

吴瑕本科毕业后回到上海,考入上海公安学院,这是当地的招警制度,与公务员考试类似,学制一年半,大部分时间在公安内部实习,相当于职前培训。

她办公室里摆着各个版本的教科书,时不时翻一翻。办公室外是实验室,灯光和仪器组成亮白色空间,一盆植物摆在地上,头顶有灯模拟光照。人工环境让人失去时间的概念,这里是吴瑕的避世所,“我能安安静静一个人,手里处理的检材有标准化的程序,不像去现场,千变万化,人处于应激状态。”

同事朱文凯是所里最年轻的法医,他说吴瑕喜欢“1 1=2”的东西。实验跑出来的质量有红黄绿三种状态,一般黄色就可以,她非要做到绿色才行。另一位做物证的女老师金彝提起她,想到的第一个词是“稳妥”,“她在这里就感觉肯定不会出错,值得托付。”

吴瑕不喜欢改变,最好每天有精确到分钟的日程表,按此执行即可。“我本质上是个死板的人,希望一切在它的格子里乖乖的。”

她不喜欢复杂的叙述,包括名著,“其实那是人家的文学功底,但我平时用到的文字干脆、精准。”律师、教师等职业让她觉得“很累、要跟人搏斗的感觉”。

某种程度上,面对尸体比面对家属的压力要小得多。直视别人的眼睛有时会有压迫感,死者的眼睛是没有眼神的,“就不会感觉他在看你”。

“在现场我可以作决定、做自己,但面对别人,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以前我们经常被领导批评,只会跟死者讲话。”他们所里专门设计了一张告知单,部分代替与家属沟通。

谈起生物研究的过程,会不自觉变得兴奋,“大肠杆菌是世界好员工,不要你给加班费,自己在那分裂、分裂、分裂”。

吴瑕生女儿之前,家里有一面墙的鱼缸,里面养过水草,她会调节酸碱值和光照、往里打二氧化碳。她从小就喜欢自然科学,“法医主要是医学,但也有昆虫学、植物学,你得是个杂家。”

她在生活里,没有推理、没有恐怖,拒绝一切需要烧脑的东西。“我以前看《侏罗纪公园》都觉得好吓人。”

工作需要镇静,老师说顾虑太多会下不去手。“你的目的是找死因。专注于你的谜题,太感性会干扰判断。”

当法医久了,看到的社会现实远比解剖尸体复杂。独居老人是大城市的通病,“居委会关注高龄老人,但依然会有真空存在,有时人去世一个多月才被发现。”

吴瑕最看不得的是孩子的死亡。“青春期的孩子脾气都挺厉害,这两年常有因为玩手机和家长闹矛盾而自杀的情况。”

还有社会戾气引起的激情杀人,吴瑕说这类嫌犯总是特别后悔。有单位两个人不对付,一个捅了另一个,自己跳河了,第二天被捅的人活了,捅人的死了。

见惯尸体,吴瑕对死亡比同龄人更洒脱。她结婚后登记了遗体捐献,丈夫说她过分,“死了都不愿意跟我埋一起”。她说,“要不你也捐了吧”。

她上大学面对“大体老师”时就决定要捐遗体。“我们家人都挺唯物的。”她的老家在崇明,以前清明回去上坟要坐船,那时上海常起雾,去了码头好几次都出发不了。

“我爸喜欢花,说要不挑一盆把他埋下面,清明拿出来拜一拜就可以了。”

吴瑕大学的时候跟同学开玩笑,“我死后不知道在哪个医学院迎风招展呢”,他们笑她“你怎么知道你是整个儿的”。普通人可能觉得这是巨大的冒犯,“只有法医能开这种玩笑,前两个星期发体检报告,他们直接说你的验尸报告来了。

“大家都知道工作会遇到许多悲剧,但我们努力去淡化悲伤的部分,因为这已经是我们的生活了。”

医学院誓词的前两句是健康所系、性命相托,吴瑕说,健康和法医没关系,“但性命是他们托给我们的。”

瑕,指玉上的斑点,吴瑕出生时手背有块胎记,父母借此取名。后来,她这双手拿柳叶刀、握试剂瓶,为死者言,以佑生者,让正义没有瑕疵。

(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杨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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